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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报道“江南文化访谈”:上海,归根结底是江南的上海

[日期:2021-12-04]  来源: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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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归根结底是江南的上海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夏斌/陈俊珺 2021-12-03
















访谈嘉宾

(按出生日期排序)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罗时进 苏州大学教授

邹振环 复旦大学教授

小田 苏州大学教授

陈玉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

徐茂明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冯贤亮 复旦大学教授

叶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江南人以诗性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追求性灵的精神境界和闲适的生活方式。处事精到而不粗放,温情怡人而不板滞,风神清雅而不鄙野,心性娴静而不躁动

◆早年“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与江南本地文明结合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地文化震荡融合,加之与楚文化交流整合,让江南文化发展成为一种多元文化。从“永嘉南渡”到“宋室南迁”,江南文化又多次与中原文化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开放的自觉性

◆上海,归根结底是江南的上海。近代“欧风美雨”对上海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从发展过程来看,是难以脱离江南谈上海的

■本报记者 夏斌 陈俊珺

精到而不粗,怡人而不板

文化上精益求精,农事上精耕细作,商业上精打细算……说到江南,为何常会用“精”字概括?

冯贤亮:“精”这个字,确实可以成为江南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是相对其他方面更为明显的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思想,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如此。这和当时江南社会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江南地区居民的人生追求有着密切关系。

徐茂明:江南文化的“精”,是精细雅致。这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技艺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中聚集的士绅商贾不仅是精细技艺的消费者,更是技艺发展的审美者和倡导者。明清时期江南的大城市苏州,就是江南乃至周边地区文化时尚的引领者。

解放周末:除了“精”,还有哪些“江南印记”?

陈玉兰:大体说来,江南人以诗性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追求性灵的精神境界和闲适的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江南人在个性上整体表现为精、情、清、静的特点。

江南人在行事上为了追求圆满极致的效果而殚精竭虑,所谓精益求精、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精雕细刻、精明能干,此之谓也。

但同时,被桃风杏雨熏沐的江南人为人温情款款,被明山秀水映照的江南人风神清雅秀逸。无论自处于篱落柴门中,还是庭院深深里,江南人大都娴静淡定、幽思玄远。

处事精到而不粗放,温情怡人而不板滞,风神清雅而不鄙野,心性娴静而不躁动,这是柔山软水化育的江南人的宝贵品质。

小田:除了精致,从历史脉络的梳理不难发现,江南文化还有其他一些可贵品格。比如,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谐共生的品质、精进创新的精神、崇文重教的传统等等。所有这些都与江南的自然、人文生态紧密相关,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晶,并在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徐茂明:“精细”只是江南文化中器物层面的特色之一,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在更为内在的制度与心态层面,还有很多宝贵的特质。

比如,在社群关系上,江南人更加重视理性的契约精神;在社会心态层面,江南人具有开放、包容与进取的特色,这些可以说是形而上的东西。

这些形而上的文化品质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统摄着形而下的文化特征,推动着江南文化不断开拓前行。

有思想有方法的智慧之刚

江南总体上人杰地灵,生活在江南的文人士大夫有着怎样的独特品格和特质?

徐茂明:江南士人的品格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仁爱、务实、市隐。

“仁爱”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江南士人品格的主线。江南士人对儒学之“仁”继承并加以发展的典范,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超越了孟子“与民同忧同乐”的精神境界。

“务实”是江南士人最为显著的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有两个源头:一是儒学本身的“经世”传统,二是江南本地的商业精神。江南士人的“务实”品格,因为商人的参与,使其在传统儒学“经世”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时俱进的灵活与应变能力。

“市隐”是明清时期江南士人的重要特色,或者说是江南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明代中叶的艺术巨擘文徵明,对“市隐”作了创造性诠释。他认为,隐逸的关键在于隐者的心态与志趣,而不是外在的隐逸方式。真正的隐士无处不可隐,市隐不拘形迹,只求适志而行。

这一定义,有效化解了江南士人内心与行迹之间的紧张感,从而将圆融的处世哲学与坚定的士人操守弥合起来,形成“和而介”的处世风格。

叶舟: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品格,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重文采。江南多诗人、多画家、多书法家,江南文人的作品往往是人杰与地灵相互契合的产物。他们追求形神的统一和性灵的默契,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自在,追求的是淡泊名利的人格独立,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

二是重创变。自古以来,人们便称“东南水国者,故其人灵动而知变”,变则求新,所以江南学术自东晋南朝以来便以变动求新为特色。

三是重实用。江南文人历来强调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致用,从来不乏“明天道以尽人事”的现实关怀,讲求舆地、河漕、盐政、兵制、钱法、方志等经世之务。

四是重气骨。江南文人并不只是吟诵风花雪月,也强调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坚持个人良知和道德气骨方面。

冯贤亮:江南的文人士大夫,正如明代松江华亭人何良俊概括的那样,不仅要求家族子弟“知孝悌忠信”,而且一直强化读书观念,维持着“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样“知教”且“知学”的家族文化。

于地方社会与国家责任的担当中,他们也体现出公正、公心、公益的态度与取向。正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嘉善人魏大中所说的,在最黑暗无望的时候必须有担当“天下士”的勇气与责任。为了国家,决不受一点世之滋垢,有极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

解放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广东人、福建人,江南人的开拓精神略显不足;相较于江西人、湖南人,那种刚烈精神又稍显逊色。

罗时进:岭南与闽南近于海洋,赣湘多山地,江南则遍地河流湖泊,地方风俗与生活习性自然也有所不同,但富于展望的开拓性与内在心性的刚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与生俱来的自然环境,还受到地方文化传统、家族精神传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区域内的小传统也有不同,如江南常州的“戆”颇近于赣湘人的“刚”。

徐茂明:对于“刚烈”,要注意区分是什么样的刚烈。文徵明就声明过,江南士人追求的不是“矫矫孑立”的匹夫之勇,而是有思想、有方法的智慧之刚。事实上,六朝之前,江南人也曾“轻死易发”,非常刚猛。但六朝以后,江南人开始放弃那种缺少涵养的“刚猛”,转而尚文重教。此时,刚猛已经内敛为一种坚韧,或者说是一种外柔而内刚的性格特征。

至于开拓精神,也要具体分析。传统时代,全国十大商帮的形成,基本上都在缺少耕地、生存条件比较艰难的地方。徽州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讲的就是生存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外谋求生路。他们定居江南、解决生存问题后,其开拓进取的方向也就随之转向朝廷倡导的正途——科举入仕。到了近代,江南人在近代企业、思想文化和科学领域开拓进取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

显现一种穿越古今的理性

从“泰伯奔吴”到“衣冠南渡”,江南文化是如何不断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

唐力行:区域文化有着一定的稳定性,属于长时段的范畴,同时又是活的、动态的,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当变化达到一定的量级或经济社会发生突变时,区域文化会进一步显现新面目。历史上,江南地区主要经历了两次文化的变迁,与此相伴的是江南区域经历了由大而小、再由小而大的过程。

第一次是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型。唐朝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江南”命名的行政区,囊括今天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

其实,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江南文化的第一次大转型便已启动。经过有唐一代的开发,最终完成了由好剑尚武到崇文尚教的转型,也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环太湖核心区域。宋时“苏常熟,天下足”,苏州被称为天堂,“风物雄丽为东南冠”。与之相伴,全国经济重心移至江南。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巅峰,“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有清一代,进一步形成崇文重教、温和敦厚、勤劳机敏、刚柔相济、引领潮流的文化特征。

第二次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中西文化交融与现代工商业崛起,使得上海的辐射力大大增强,逐渐成为江南的中心,辐射力北越长江、南跨杭州湾。由此,江南文化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开启新的整合。

叶舟:早年“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与江南本地文明结合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地文化震荡融合,加之与楚文化交流整合,让江南文化发展成为一种多元文化。从“永嘉南渡”到“宋室南迁”,江南文化多次与中原文化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开放的自觉性。

这种开放包容,具体表现为求同存异、争论切磋、锐意求变,从而让江南文化避免了画地为牢的弊端。在经济层面,还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宋代,江南便有江阴军、平江府、上海镇、青龙镇、华亭县、澉浦、宁波等多处市舶。元代太仓刘家港码头可容万斛之舟、番商云集,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明代郑和下西洋就在此出海。

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地区,在元代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棉花种植,棉纺织技术也非常落后。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使以松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很快超越闽广地区和北方,逐步成为全国性手工棉纺织业中心。

邹振环: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是第二波“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许缵曾到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沈毓桂、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华世芳等,一度形成了若干中外学者互动的学术圈。

比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准确性和丰富性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欧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属于当时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徐光启、李之藻还与意大利人熊三拔一起编译《泰西水法》,通过官方和民间不同的渠道在江南广泛流传。

晚清任职于上海墨海书馆的李善兰、王韬,接过了《几何原本》后九卷的译述。《几何原本》译全后,近代江南的数学家纷纷参与研究。江南地区的许多新式学堂,都将《几何原本》作为必读的教科书。

陈玉兰:思想观念的进步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是江南文化海派化的重要标志。在人的心智启蒙教育中,以王韬为代表的既坚持中国本位又具有世界格局的晚清文人,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解放周末:“水文化”可否用来指代江南文化?

罗时进: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交汇点上,似乎找不到比“水文化”更能够体现江南特点的文化样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研究江南就只需着眼“水文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江南多智者,也多仁者。看不到水文化的重要,是瞀儒;只看到水文化的重要,是拘儒。

陈玉兰:即便江南文化最显著的表征是“水文化”,可水有溪涧、湖泊、江河、海洋,水上有涟漪、有波浪、有江潮海汐,时而清澈婉转、时而激流冲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于是,就有不同的气势、气象、气韵、气局。水如此多姿,它滋养的人、诞育的文化也一样。

唐力行:最具“水之韵”的莫过于苏州评弹。明清以来,评弹艺人背包囊、走码头,将苏州评弹送达江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江南城镇村落遍布茶馆,茶馆就是书场。进书场品茗听书,是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在,仍具知名度的传统长篇书目有百余部。

古时候,艺人说一部书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传统村镇是熟人社会。一部书说完,评弹艺人就得易地再说。这样的走码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沟通着城市与乡村,强有力地影响着江南民众的审美观、价值观。

苏州评弹不仅普通民众要听,社会精英也要听。雅和俗的结合非常重要,精英可以借此了解民众,民众也能接受到精英所要传达的信息。由此,江南文化总体上显现出一种穿越古今的理性。

解放周末:在解读江南文化时,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是否被低估了?

罗时进:京杭大运河与其说是人工开发,毋宁说是天造地设。它自然地嵌入东方大地,深刻地进入中国历史进程。仅从漕运的角度去理解大运河是狭窄的。

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南北贯通的意义极为重要。南来北往的意义在于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流动,包含社会不同阶层的往来流动,包含文化异同的碰撞激荡。

流动融合进入世界体系

在江南文化内部,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分别有着怎样的光彩?

陈玉兰:从宏观上来说,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具体到沪苏浙皖,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独特而又互通、相异而又互补的。

江南文化可比拟为骨肉匀停、凹凸有致、神完气足的美人,沪苏浙皖区域文化的个性为构架之筋骨血肉,江南文化则是依附于身形而又超乎其上的精神气韵。

概括来说,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的环太湖流域,属历史上的吴地,为江南文化核心区,表现为富足的耕读文化;钱塘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属越地,其地背山面海、山多田少,表现为精勤的渔樵耕猎文化;西部的皖南徽地等,以内陆士商文化为特色;东部沪上,具有更为明显的海洋开放文化特征。

小田:港汊密布交错,农人共话桑麻,苏杭一体天堂,只是江南区域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小桥、流水、人家”,也只是中心地带的地域影像。往徽州山区、莫干山区、天目山区、四明山区、天台山区看去,更有草木葳蕤、瀑布飞溅、炊烟袅袅。

在经济形态方面,松江、嘉定、太仓、常熟、江阴等地广种棉花;在东部岛滩,从南部的浙江舟山,迤逦至上海的崇明,以渔盐与耕作为主;种茶栽竹又是江南山区的主要副业。

解放周末:吴越地区与皖南地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互动?

冯贤亮:在人口流动、商品贸易上,徽州商人的市场活动促进了江南与外部、江南内部城乡之间的货物流动。因为徽商的长期经营、移居活动,以商成市,因商成镇,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不少以徽商为核心的聚落。在文化交流上,徽州文人在吴越地区的移居定居同样令人瞩目。明末书画家兼诗人程嘉燧是安徽休宁人,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后来,他移居杭州,再寓居嘉定,凭借学识与诗画音律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嘉定人娄坚、唐时升被合称为“练川三老”。

罗时进:在明清江南,徽商的足迹遍布各处,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繁荣。徽商的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而好文”。安徽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寓居扬州,在其小玲珑山馆中,江南一批重要文人、艺术家如金农、全祖望等,皆常为座上客,雅集文会可谓风雅之至。

小田:吴越地区与皖南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水乡江南”与“山丘江南”的互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唐宋以降,由北而来的水乡江南望族迁入皖南;明清以来,皖南向沪苏的流动成为两地互动的基本方向。

“水乡江南”与“山丘江南”之间的互动,深刻影响了江南及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皖南虽说僻处江南边缘山区,但与整体中国频繁地互动,传统中国的每一次互动都能在这里得到回应。不仅如此,触角还远至海外,与16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解放周末:除了“水乡江南”“山丘江南”,是否还有“平原江南”“沿海江南”?

小田:从自然生态要素出发,江南的景观板块一目了然,我更愿意称之为“水乡江南”“山丘江南”和“岛滩江南”。近代报人学者曹聚仁注意到,浙北、浙西和浙东说起来同属一个行政体系,实际上“绝不相同”。大体可别为三类:位于太湖流域的浙北杭嘉湖与位于钱塘江流域的浙东绍兴同属水乡,“一苇可航”;宁波沿海滨,属东部岛滩;流淌于浙西山间的水流其实是钱塘江的上游,发源于黄山,因而徽州与浙西山区同属一种类型。这样一来,浙北进入太湖水乡圈子,而浙西一部与皖南一道构成“山丘江南”,浙东一部明显构成“岛滩江南”。

唐力行: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和山区的江南,或者说大、小江南,在古代早就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例如,明代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腾飞、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就是三个板块联动的结果。

这具体表现在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上。徽州坐贾与手工业作坊主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他们就地生产、收购、销售各类农副业和手工业产品;徽州行商把丝绸、棉布、铁器、瓷器、书籍等海外大量需求而又被禁止输出的商品,运送到沿海地区的海商手中,由海商转运至日本、东南亚各地,再运往欧洲。在这样的市场开拓中,江南地区一步步进入世界市场与贸易体系之中。

构建与丰富“江南认同”

古代上海“慕苏、扬余风”,近代上海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变化,是内生的结果,还是历史机缘?

罗时进:上海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结果,是明清以来江南发展的一个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其内生性因素。上海,归根结底是江南的上海。近代“欧风美雨”对上海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从发展过程来看,是难以脱离江南谈上海的。

比如,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的资本来源、经营者乃至主要劳动力,都来自周边地区;今日之沪语,是吴方言的一种。这不仅是地域同一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总体一致性的表征。

邹振环: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

举个例子,江南地区的苏州、常州、金陵、湖州、杭州,是传统书坊集聚的核心地区。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加之西方先进印刷出版技术的引入,传统江南书业资源逐渐向上海转移。上海的许多出版机构、书业人才都是从江南地区迁入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全国书业中心。

从类似案例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近代上海的崛起有外来势力的影响,但在底子上得益于周边地区的支持,而绝非仅仅依靠所谓对外通商。

小田:再举个例子,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迅速崛起,走在其他几个口岸前面,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有一个因素显而易见,即上海依托了传统市场经济异常发达的江南腹地。

湖州是著名的丝绸产地。据区位优势的湖州南浔,抓住上海这艘“大船”,大量出口生丝。先是南浔老丝行“邢正茂”在上海设立分行,“浔号购丝,申号出丝,浔申直销”。接着,以“邢正茂”申号为起点,大抵采取了同样的经营方式,在南浔积聚丝经,在上海输售,一步步打开外贸通道。

可见,谈到近代上海的崛起,不可忽视江南市镇里那些盛产各式物产的村落。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它们共处于发达的江南水系之中,内连农家村落,外接通商大埠。

冯贤亮:城市离不开乡村,乡村也离不开城市。城乡之间不仅是利益的结合,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需要高度重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

解放周末:从扬州、南京,到苏州、杭州、徽州,再到宁波、上海,江南市镇体系反复重组,但几个主要的城市一直分工合作、共存共荣。这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叶舟:在长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江南人早就意识到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分工协作,形成合理布局、充分开发,地尽其力、人尽其才。

江南的各个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群结构,而且每个城市都各具特色。比如,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还是成衣制造中心,等等。

美国学者施坚雅这样总结: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却没有一个趋于衰落。

与国内其他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城市圈在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江南城市群在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合作、共存共荣密不可分。

冯贤亮:传统以来的江南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当下构建与丰富江南认同,包括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解读好江南市镇体系、城乡结构,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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